第52节(2/4)

难得有机会秘阁、见到这么多史料，萧君默自然不急着离开。他决定就着已知的线索继续查去，看看还能清多少谜团。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任国钧者，引咎责躬，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群望，救倒悬之急。

显而易见，即使抛开天刑盟暂且不论，兰亭会的本质，也绝不会是一般的名士集会，而是一场重大而秘密的士族英聚会，是一次事关东晋兴衰存亡的政治和军事会议。

在此，王羲之的一腔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萧君默记得，曾见过王羲之的一幅字帖《增运帖》，其中也有这样一句话：为居时任，岂可坐视危难？

所谓“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意指当时的东晋战事不断、边患频仍，自该人人效力于国家。于此可见，王羲之一直是心系天的。而到了永和八年，殷浩北伐惨败，王羲之更是痛心疾首。萧君默找到了他当时写给殷浩的一封信，其中有这么几段话：自寇以来，外之任者，未有谋远虑，括至计，而疲竭本，各从所志，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谋弃而莫用，遂令天将有土崩之势，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岂得辞四海之责！

答案就在兰亭会。

考诸史料，东晋政权先后由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掌控，而在这场兰亭会上，这五大士族居然都有代表席：王羲之及六个儿是琅玡王氏家族；庾友、庾蕴兄弟是颍川庾氏家族；桓伟是桓温之，谯国桓氏家族；谢安、谢万兄弟是陈郡谢氏家族；王蕴之是太原王氏家族。除此五大家族外，郗昙是平郗氏家族，孙统、孙绰、孙嗣是太原孙氏家族，袁峤之是陈郡袁氏家族。这些士族英在当时或此后的东晋政坛上都是叱咤风云、炙手可的人，值此南北张对峙之际，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他们竟然全都会聚一，要说是于闲逸致来此“雅集”，恐怕没人会信。

可问题在于，那天与会者总共有四十二人，为何只成立了十九个舵？

此外，这些人的时任官职也非常耐人寻味，如王羲之本人是会稽史兼右军将军，谢瑰是朝中侍郎，郗昙是散骑常侍，王蕴之是吏郎，桓伟是冠军将军，袁峤之是龙骧将军，孙统是右将军司，虞说是镇军司，卞迪是镇军大将军掾，等等。其中军政大员有五六人，在军中任职者多达二十余人，且大分来自都城建康或北伐前线，绝非后世所说的衷清谈的“文人名士”。不难推想，这些系家国安危的士族英、军政要员，愿意搁手中急务，千里迢迢来到会稽，自然不是参加什么“修禊”活动，而是来决定他们是否加以王羲之为首的秘密组织天刑盟……

萧君默专注地翻检着史料，随着滴滴的发现而心起伏，不觉已过了几个时辰，窗外日影西斜，天渐暗。秘阁书监很殷勤地端来了心和茶，并替他燃了一旁的几盏灯烛。萧君默了声谢，书监客气了几句，上又走开了。

不查不知，这一查竟然把萧君默吓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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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萧君默又翻看了许多史料，终于在《世说新语》中找到了一则记载。在永和五、六年间，王羲之与谢安同游冶城，当时的谢安正避世隐居，崇尚清谈，一再拒绝朝廷征召，执意不仕途，于是王羲之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谢安：谢悠然远想，有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清了兰亭会的历史背景和王羲之当时的心态，萧君默又列了当年四十二名与会者的名单，准备一步查证他们的确切份和时任官职：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徐丰之、孙统、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袁峤之、郗昙、王丰之、华茂、庾友、虞说、魏滂、谢绎、庾蕴、孙嗣、曹茂之、华平、桓伟、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谢瑰、卞迪、王献之、丘髦、羊模、孔炽、刘密、虞谷、劳夷、后绵、华耆、谢藤、任儗、吕系、吕本、曹礼。

据萧君默此前的推测，假如王羲之真的在《兰亭序》中写了二十个不同的“之”，那么会后他肯定是用这些“之”铸刻了二十枚羽觞；如果其中一枚是作为盟印，即“天刑之觞”的话，那么剩的十九枚羽觞肯定就是十九个舵的令牌。

既然时任宰辅的殷浩志大才疏，无力挽回时局，那王羲之便只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了。也许，谋求在朝廷之外秘密建立一支武装力量，以济时艰，力挽狂澜，便是当时王羲之的势在必行之举！

萧君默想，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有一分人与王羲之的主张不同，拒绝参与。想到这里，一个灵忽然跃他的脑海：那天的兰亭会上，不是有很多人作诗不成而被罚酒吗？难这些饱读诗书之人真的连一首诗都作不来？不太可能。最有可能

永和九年，主幼国危，忧外患，“军破于外，资竭于”，王羲之若不愿“坐视危难”，他又能怎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