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巫楚之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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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然也喜好“番（汨罗人读之为bang）椒”，即辣椒，用这域外引的抵抗南方多见的瘴疠；正如他们早就普遍采用了“胡床”，即椅，用这域外传来的位家，使自己与南方多的地表尽可能有了距离。“番”也好，“胡”也好，记录着暧昧不明的全球文化史，也现蛮巫族群对外来文化的纳能力。当欧洲一些学者用家的低差别（椅低凳，床低榻，等等）来划定文明级别时，这些巫蛮人家倒是以家的普遍位化，显示在所谓文明程中的某前卫位置，至少在印度人的蒲团（坐）和日本人的榻榻米（卧）面前，不必有低人一等的惭愧。

他们远离中原，远离朝廷，生活在一个多江（比如湘江）多湖（比如湖）的地方，使“江湖”这一个汪汪的词不仅有了地理学意义，同时也有了相对于“庙堂”的社会和政治的意义。当年屈原的罢官南行，正是一次双重意义上的江湖之旅。传统的说法，称屈原之死引起了民众自发的江上招魂，端午节竞舟的习俗也由此而生。其实，“舟楫文化”在多的荆楚乃至整个南方，甚至远及东南亚一带，早已源远，不竞舟倒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娱乐与神祀相结合的民间活动，与屈原本无确切的关系。这活动终以北来忠臣的名节获得自己合法的名义，除了民众对历史悲剧怀有丽诗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过是表明江湖终与庙堂接轨，南方民俗终与中原政治合。这正像“龙舟”在南方本来的面目多是“鸟舟”（语《古文穆天传》），船常有鸟的塑形（见《淮南》中有关记载），后来却屈从于北方帝王之“龙”，普遍改名为“龙舟”，不过是势的中原文明终于向南成功扩张的自然结局——虽然扩张的度效果还可存疑。

养猪的习惯，因此更切合象形文字“家”（屋面有猪）的意涵，有一家居的安定祥和景象。

一些学者曾认为，中国的北方有“龙文化”，中国的南方有“鸟文化”。其实这划分稍嫌糙。不论是文考古还是民俗调查，都不能确证南方有过什么定于一尊的“鸟”崇拜。仅在荆楚一地，人们就有各自的狗崇拜、虎崇拜、崇拜、蜘蛛崇拜、葫芦崇拜、太崇拜等等，或者有多图腾的并行不悖，从来没有神界的一统和集权。他们在世俗政治生活中四分五裂的格局，某弱政府乃至无政府的状态，与人们的神界图景似乎也恰好同构。

我曾经发现，这里的成年男人最喜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后扭结着抬，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这不无僵别扭的姿态，曾让我十分奇怪。一个乡间老人告诉过我：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这就是说，即便他们已经不再是战俘和隶，无形的绳索还勒住他们的双手，一苦役犯的份甚至了生理遗传，使他们即便在最快乐最轻松的日里，也总是不由自主地反手待缚。已故的湘籍作家康濯先生也注意过这姿态。作为一相关的推测，他说荆楚之民称如厕为“解手”（在某些文本里记录为“解溲”），其实这是一产生于战俘营的说法。人们都被捆绑着，只有解其双手，才可能如厕。“解手”一词得到普遍运用，大概是基于人们被捆绑的普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