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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的一天上午，我来到以前被D 三科用来作办公室的那间狭小的工作室里。正当A 二科的技术人员检查装在南奥德利街我们安全楼的话筒时，书桌上的耳机响了起来。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又一天的开始，又一次审讯的开始，而对我来说，这却是十年闹剧的最后一幕戏。书桌上放着一本像电话簿那么厚的案摘要， 封面背面印着一个奇怪的词德拉特。这是霍利斯的代号，是几年前由B的代号小组发给我的，当时我正在D 三科行自由调查。现在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德拉特似乎很荒唐，我从不明白它会带来什么痛苦。

审讯前几天，我们向霍利斯发了一封白信件，请他到办公室来一趟。最后的计划已经制定好了。当然在制定计划时，又发生了一场争执。我们提在审讯时期对霍利斯行连续监视，以防他像布莱克那样在吓破胆的时候同苏联上司;如果他果真有的话;行联系。琼斯对此却不同意。他没说什么理由，但从他的脸上可以看他已定了决心。甚至连汉利也为这件事辩护，他指着弗琼斯的鼻说他在这件事上不会被宽恕的。弗琼斯认为批准审讯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而且这是他违心加在前任局上的最后一个耻辱了。

在报工作的生涯中，要是我能取得一个值得骄傲的伟大成就该多好啊！如果能解开这个谜该多好啊！他一生清白总比迟迟不结论要好。然而秘密世界却并非这么简单，到来影依然存在，并像过去一样密，把真相遮盖得严严实实。

第二十二章

这一次再不能躲避了，不是对我，对琼斯，或是对那个悄然安居在加尔各特的萨默特别墅度过他的退休生活的、穿着黑衣服打尔夫球的那位先生，都是如此。

安妮奥尔尤因由于工作特别认真负责，在参加K 七科工作之前就已从译报室晋升为D 三科的研究官员了。K 七科的案同我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的自由调查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更为详细。他们查阅了霍利斯的履历，并向他在津大学的同龄人行了询查和跟踪，另外还查阅了在上海特别里的记录，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重大证据，最后只能同以往一样，成了一个信念的问题。

约翰受命主持审讯，安妮奥尔尤因和我则监听审讯实况，并及时提供分析。弗琼斯知他对这件事得太多了，但又不能作公平的选择；另外，案拖了这么时间，他应当让别人知他正在让他的理这个案。

认为你一直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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