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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扎布会议以后，我只见过安格尔顿一次。那是一九七四年年底，在华盛顿。安格尔顿知自己将被迫离开中央报局，中央报局的新局威廉科尔比决心把他赶去。几年来在理东南亚反报工作的问题上，安格尔顿一直在同科尔比吵闹不休。现在科尔比当了局，除掉安格尔顿的机会就来了，而且《纽约时报》又登载了一条传说，指责安格尔顿是国邮件检查计划的幕后策划者。几天之安格尔顿和他的所有级职员一起辞了职。

六十年代的那次欣鼓舞的聚会大不一样，上次参加会议的许多熟人都没来，斯普赖不在了，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吉姆贝特也不在了。贝特是皇家骑警队围剿运动的一名嫌疑分，这次运动使骑警队陷于痪，而且甚至把我也牵扯了去（我信，贝特虽然在审讯中行为有些异常，但决不是间谍）。此外赫尔姆斯也不在了。安格尔顿的日也屈指可数了。在华盛顿，门事件的丑闻已经家喻晓，中央报局的丑事正在一件件地暴来。

在他知了他所有的级职员都被革职的消息后，骂：两百年的反报工作全泡汤了。很显然，《纽约时报》所编造的故事不过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枪。不到半年，中央报局就陷了参议院汇报会和检举揭发的泥潭里去了。一九七四年人们开始了清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他们报门过去的调查和指控行了调查。我们简直成了现代贱民;被人敌视、怀疑和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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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利简短地谈了谈霍利斯的案。对此，与会代表的反应很平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曾经历过同样的事，知这事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和损失。汉利在讲话结束时，很有礼貌地请各位代表据他的报告估计一霍利斯一案将造成的损失。这是白厅的惯用伎俩，把问题摊开，然后让别人来作结论！

奥德菲尔德和汉利非常害怕国外事态的发展，特别害怕国外揭发的事件同自己的报门有关。他们意识到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正准备鼓励这国外事态的发展。这时，史芬德莫布雷也作了最后决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一九七四年中期，他去找他的朋友菲利普德朱吕艾塔。朱吕艾塔在亚历克格拉斯霍姆任首相时，曾是他的私人秘书。莫布雷简要地向他谈了自己担心军五已被渗透的想法，另外他还说，他真为军五的任免制度担忧。朱吕艾塔建议他去找新阁大臣约翰亨特爵士。德莫布雷告诉莫里斯，他已经无法忍受了，然后就去唐宁街十号找亨特爵士了。

那次我见到安格尔顿时，他正在发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