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3/3)

们。”二话如一辙——新贻表面死于浪汉张文祥之手，其实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

对于新贻被刺的原因，李鸿章曾叹说：“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指同治七年新贻上任两江总督一事），或谷山（新贻字）僻在海滨（新贻原任闽浙总督），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匿也。”（《李文忠公全）大概的意思是说，新贻接了本不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位置，这就是他必须死的原因。可谓一语破了天机。

而一度被怀疑是刺案最大主谋的曾国藩则稳坐两江总督宝座，直到两年后死去。两江总督宝座从此期掌握在湘军一系手中，其他人丝毫不敢染指问津。尽曾国藩及其继任者最终并未割据分权，但“重地方、轻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经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国兴起，朝政大权逐渐落汉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权威极大地被弱化。能令这些汉族重臣在朝中立保命的并非所谓的盖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间接掌控的庞大的地方军事力量，曾国藩如此，李鸿章也是如此。湘军和淮军的现确实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统治多苟延残了几十年，但湘军、淮军首脑人也借此了中央要津，开始左右政局，由此开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直到民国初，割据中国的军阀无不与湘军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无论新贻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来历，案发后的审讯调查过程和结局却充分彰显了中央皇权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无可奈何。从始至终，刺案的本质不过是清朝中央集权和地方军事集团的较量，而最后还是以朝廷的公开退让而告终。

但慈禧太后也不是没有丝毫的报复行为。最初郑敦谨到达江宁主持审理刺案，有人赶来暗示他，万一张文祥胡指认湘军将领该怎么理，其中特别提到了江师提督黄翼升。黄翼升的师军纪极坏，但有曾国藩的庇护，一直安然无事。曾国藩死在两江总督任上后，慈禧太后急不可待地拿黄翼升开刀。不过这次她学乖了，没有派什么心腹肱之臣，而是选派了另一湘军将领彭玉麟，以湘制湘。

彭玉麟幼年曾与亲戚之女梅姑有白之约，但后来梅姑被父母迫另嫁他人，梅姑为此殉而死。彭玉麟痛不生，此后虽然仕途显赫，但一有闲暇，便要画梅。“无补时艰愧我，一腔心事托梅”。即使在戎倥偬之时也是如此，表示无忘梅姑。这个习惯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时，他一共画了十万多幅梅图。

彭玉麟为人颇有正义。跟郑敦谨一样，有“铁面无私”之称。他奉旨巡视师，发现江师确实问题严重，首当其冲的就是提督黄翼升。黄翼升自知曾国藩一死，靠山已倒，只好以伤病为名，主动上疏请求辞职。上谕不久即到，严厉斥责黄翼升，准其革职，黄翼升从此失意于官场。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皇帝，黄翼升才由光绪重新起用为江师提督，不久便死于任上。此刻，清朝灭亡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捌、刺大事记

同治七年

七月二十日，调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直隶总督，闽浙总督新贻为两江总督，以福州将军英桂为闽浙总督。

七月二十二日，以曾国藩调补直隶，江师系属初创，恐黄翼升一人不足资控制，著彭玉麟于百日后迅赴江、皖，会筹师事宜。

八月初五，命新贻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丁日昌帮同办理。

十二月二十三日，新贻奏：苏省荒废田地，设法劝垦招领，请酌定年限宽免钱粮。著照所请，以各项形不同分别年限，暂免钱粮，俾编民早得复业。

是日，新贻又奏：现在应办最要者六条：培养民生以筹办善后，修筑运堤以宣防河务，清查官亏以讲求吏治，选择将才以整顿绿营，酌留师以联络江防，恪守条约以办理洋务。谕令其实心实力为之，勿骛虚名，勿求速效。

同治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