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墨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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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后来很多革命家的悲剧命运。

因此，他确如荀所称，有“反天之心”，只可能骤兴骤亡，其理想最容易被大众所呼也最容易被大众所抛弃。

但墨失败于他对声符号的迟钝麻木，全然不知“影响”之和“影响”之术，对等级制的文明既无批判的度，又无可行的替代方案，只能于一般的勇敢攻击。他是一位杰的工程师，能够造陶、造车、造房等等，但他就是不擅制造文明之象，不能或者是不愿制作生活的形式，“生不歌（非乐）而死不服（节葬）”，日显得过于清苦枯寂，很难让多数民众持久地追随效仿。他的平均主义、苦行主义以及实用主义可能适用于夏代的共产落，适用于清苦的半原始社会，却不适用于生产力逐渐发展的周代封建国家，阻碍着财富资源的集中运用，阻碍着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统治权威的确立，甚至违拗着大众心中不可实现但永难消失的贵族梦——这当然也是文明发育的另一个重要动力。

希望人们明白，仪礼就是权威，有权威才可施赏罚，在仪礼上浪费一钱固然可惜，取消仪礼而产生的混则更为可怕，也意味着更大的浪费。“不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也，不威不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见《富国篇》）荀为当时一切奢华铺张的仪式提供了最为直截了当的政治解释，揭示了“撞大钟、击鸣鼓、笙竽、弹琴瑟”等一切造象活动的教化功能。

墨家与儒家的争议很快结束。墨家从此不再中国知识的主，一去就是沉寂数千年。墨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时代人之，其失败也不在于他的平民立场。也许可以这样说，墨失败于统治却没有失败于反抗，因此数千年里所有革命都一再在不同程度上复活着墨的幽灵，复活着他对礼乐的疑虑和憎恶，包括烧殿毁庙宇一类运动几乎成了中国的定期震，“破旧立新”的造反总是指向上社会的华奢豪，一再成为社会大手术时对各贵族符号的清洗和消毒。革命者们甚至一再复活着他两无加上一绳束布衣的朴素形象，乃至“赤脚书记”、“赤脚医生”、“赤脚教师”在现代中国也一度是革命德的造型，既表现在焦裕禄一类红官员的上，也表现在同时代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上。

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荀调着平等误国，调苦行祸国，其英现实主义和贵族现实主义，似乎多了一些官僚味，相比之，不如墨的役夫理想来得温；但荀比墨更清楚地看到了以象明意的玄机，如实解析了仪礼——权威——赏罚——国家统治——这个由象到意的转换过程，多了几分政治家的智慧。